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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股票配资他曾是邓小平的秘书, 73年被关押, 83年任公安部长, 71岁升检察长

作者：admin 发布时间：2026-07-11 05:13:37

2013年8月25日12时08分，一纸讣告传遍大江南北—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刘复之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6岁。

从广东梅县走出的侨眷青年，到延安窑洞里的热血学子；从朱德、刘伯承、邓小平身边的秘书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安部副部长；从“十年动乱”中蒙冤受屈、在昏暗牢房里忍受病痛折磨而不改信仰的受迫害者，到1983年再度临危受命的公安部部长；从71岁高龄重披战袍执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共和国第五任检察长，到晚年安详离世、魂归这片他守护了一生的土地。他的一生，犹如中国革命和法制建设的一本活历史。

让我们共同回顾这位传奇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一、从华侨青年到革命卫士

1917年3月，刘复之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华侨家庭。父亲崇兴、母亲光妹均在马来亚经营生计，家境殷实。与寻常子弟不同，少年时的刘复之便随父赴香港寄读求学，四年多的店员生活让他切身感受了殖民地统治下同胞所受的屈辱，也使其较早地接触到了进步思想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20岁的刘复之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择——毅然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，奔赴陕北延安，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动。

初到延安，他进入陕北公学、中共中央党校系统学习革命理论。课堂上，王若飞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杨松讲中国革命问题，肖劲光讲游击战争——革命的火种在年轻的心中被点燃。1938年2月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把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。

二、秘书岁月：在三位元勋身边成长

1938年10月，刚刚毕业的刘复之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——中央党校干部部长曹轶欧找到他，要他担任朱总司令的秘书。这对刘复之而言，既惶恐又激动。他跟随着朱德总司令离开了陕北，坐卡车转战山西吉县，参加与老军阀阎锡山的高级会谈。

不久，朱德又告诉刘复之：“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要秘书，决定你去。”刘复之随刘伯承东进冀南。部队里从此多了一个操着粤北口音的“刘秘书”。1940年，刘复之又被任命为政委邓小平的秘书，同时在朱德、刘伯承、邓小平三位中共元勋身边工作的经历，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孤例。

这段秘书岁月，带给刘复之的远不止革命履历上的光环。在领导身边，他学会了处理复杂问题的思路与方法，也习得了不少文牍之学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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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初，邓小平找刘复之谈话，给了他两条路——去直属队当党总支书记，还是到政治部锄奸部去。同时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聪明、能干，但不要搞自由主义。”这句话过去六十多年后，刘复之在回忆录中还反复提及：“这件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，邓小平的这一忠告，我记忆犹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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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时起，刘复之走上了锄奸保卫之路。他的入门师长、锄奸部长卜盛光叮嘱他“进了锄奸部，要守口如瓶”，这一守，便是一生。从副科长到科长，他随部转战太行山、冀南平原、晋察冀根据地，组织反“扫荡”、肃奸反特，凭借缜密头脑立下了显赫功劳。

三、“十年动乱”中的沉浮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复之历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、主任，公安部副部长等职。

“十年动乱”开始后，政治风云突变。刘复之被错误地扣上“帽子”，受到无端冲击。他一度被暂停工作，下放到黑龙江参加劳动。一个从小在南国长大的广东人，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农场里，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。

1971年，刘复之回公安部任副部长，但公安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停歇。1973年10月21日夜，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身亡，激起了巨大波澜。周总理下令彻查此案，刘复之作为副手被牵连入狱，再度遭受关押，足足被关了长达一年半。

资料记载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刘复之，身体出现了高度神经衰弱症，严重时一度出现幻听幻视；在农场强迫劳动中，他还累倒吐血，但他却从不屈服。在监房里，他偷偷用火柴头烧焦后当“炭笔”，借着墙上的微弱光影记笔记、写心得，坚持学习不辍。“石压笋斜出，岩垂花倒开” ——在风雨如晦、霜雪凌辱的境遇中，这个铁汉子竟在囚房之中依旧手不释卷，思接千载！

1974年年底，刘复之终于被释放。1977年底，重获自由的刘复之没有怨天尤人，简单休整后奔赴文化部，出任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等要职。

四、临危受命：1983年出任公安部部长

1982年5月，中央任命刘复之为新中国司法部部长。1983年4月底，刘复之再受重托，调回公安部担任部长、党组书记。

而此时的刘复之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？

改革开放初期，百废待兴，但也乱象丛生。就全国治安来看，恶性大案、要案密集且密集。据记载：1983年1月至5月短短5个月间，全国发生杀人、伤害、爆炸、强奸、轮奸、重大盗窃等重大特大案件约2.5万起。其中尤其让全国震惊的是两起恶性大案——1983年2月，“二王”（王宗坊、王宗玮）兄弟二人在沈阳抢枪后，公开持枪行凶杀人，一路从辽宁省流窜到南方的江西、河北、湖南等多省，边逃边作案，强奸抢劫、滥杀百姓，8条生命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。与此同时，卓长仁劫机案更是骇人听闻，直接导致了共和国改革开放早期国际声誉的重大受损。

在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下，中央决策层下定决心，必须重拳出击。

五、面对师长的批评：严打的推进

1983年7月19日，刘复之携公安部起草的治安综合报告匆匆赶往北戴河，走进邓小平住处。这原本是一次简单的汇报，但是读完报告后，邓小平抬起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。”邓小平紧接着指出：“是要从重、从快，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，这就是专政。这么明确的问题，你们就定不下来。”

邓小平语气中透着严肃与迫切：“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，打砸抢的、抢劫的、杀人的，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？是下不了手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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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老师的批评，60多岁的刘复之没有辩解，更没有卸担子的念头，而是在第二天赶赴北戴河公安政法领导干部会议，传达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，并迅速拟出“严打”初步方案。

接到行动命令后，中共中央于1983年8月25日向全国发出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，一场历时三年、席卷全国的“严打”行动由此拉开。

从1983年9月的战果看，战斗极其有效——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全国各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信件、材料累计达惊人的44万多件，3.1万多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。

然而，在快、准的同时，一些地方过激行为也稍显冒进。个别地方甚至提出“抓大肚婆”，把超计划生育的孕妇也揪入“严打”范畴。刘复之发现苗头不对后，马上组织公安部选派年轻干部分赴广东、河南、辽宁等省调研，一面及时纠正偏向，一面请示彭真同志在“快”与“重”之中再加一个 “准” 字——准确打击、精准定罪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该笔股权此前已经历过两次流拍。

六、古稀之年再挑重担：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

1988年4月，71岁的刘复之又迎来一次极不寻常的任命——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，成为继罗荣桓、张鼎丞、黄火青、杨易辰之后的共和国第五任检察长。

面对部分老部下、老战友的劝阻，刘复之平生没打“万言书”，却微笑着给自己定了一条“安定团结，稳步前进”八字方针，并平静地在全国检察机关干部大会上说：“我感谢党中央的安排、推荐，感谢人民代表的信任，一定竭尽全力，忠于职守，和同志们一道，努力做好工作，完成担负的任务。”

刘复之在主政高检院近五年里，开创之功不少——

惩治贪污贿赂上，他发出了新中国检察机关惩治腐败的最强音：在党组主抓工作中，刘复之明确提出 “不能光抓耗子，更要敢抓老虎” ，并从顶层设计上推动检察机关把反贪污贿赂摆到第一位。1988年5月，深圳检察院在国内首设第一个举报中心，这便是日后全国反贪案线索举报系统的大规模发端。主政五年间，全国检察机关查处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合计超过四万九千件。

打击刑事犯罪上，他在全国检察机关重点打击杀人、抢劫、爆炸、涉枪等重罪以及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集团。这一阶段（1988-1992年），仅批捕严重刑事犯罪嫌疑人超过87万人，批捕犯罪团伙成员超过10万人。

严格办案质量上，刘复之反复强调办案“一要坚决，二要慎重，务必搞准”，最高检在一次内部会议上，断然撤销了一起受贿案——该案虽备受外界争议，但刘复之对所有办案干部冷冷叮嘱：“办案的所有事实、证据都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。”

七、沉浮与信念：政法铁人的毕生追求

刘复之一生极为宽广——从战士到首长，从将军的秘书到共和国部长，从上访村的执笔到国徽下的国字建筑布局者。他的特殊之处在于：他横跨了解放前后的“锄奸防谍”工作、80年代“严打”大气候、90年代初检察制度改革。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在司法部和高检院工作过，敢说我们在政权建设和法治进程中有过‘历史的遗憾’。”这种公开承认“历史的遗憾”的品质，恰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清醒与自省。

纵观刘复之的一生，重压之下，未曾放弃；历经磨难，依然斗志昂扬。读其风雨中辗转的足迹，令人想起两句古话： “才不称不可居其位，职不称不可食其禄” ；而回望他出入沙场、奔走于公检法战线的身影，又令人想起八个字：“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” —这句话，用在80年代初接过公安部大印的刘复之身上，实在不过分。